贺屋兴宣的出谋划策

1. 贺屋兴宣的出谋划策

贺 屋刚开始搞预算时候的负责的是海军预算，1927年的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和1929年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他都作为大藏省的随员参加了。知道弄钱困难的贺屋 兴宣当然希望日本能够接受英美提出的裁军方案，但被作为海军省次席随员的山本五十六少将狠揍了一顿，被揍出了鼻血的贺屋兴宣听着山本五十六的“再不住嘴把 海军军官全部叫来揍你”的威胁，只能住嘴，好在最后海相财部彪还是在协定上签了字，才让日本过了几年安定日子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军部势力肆虐日本政坛，其向外扩张的野心与日俱增、不断膨胀，以致在日本掀起了异乎寻常的军备扩张热，贪得无厌地不断要求扩大军费预算。由于大藏省掌握着年度财政预算的大权，军部再狂妄，在大藏相面前也要忍让三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贺屋认为，利用大藏省并通过大藏大臣控制军部的时机已经到来。1935年，贺屋兴宣任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手下的主计局长。在高桥心目中，贺屋一直是个不可多得的理财能手，因此对他格外器重和信任，每每遇到棘手的难题，都免不了要与贺屋商量，请他帮忙出谋划策。1935年秋，在冈田内阁为编制1936年度预算举行内阁会议前夕，高桥召见了贺屋，就军费预算问题征求了他的意见。：“军部那帮家伙，尽提些轻率、愚蠢的要求，对这些要求当然不能理睬，不过，现在的军部是以下克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对狂妄的年轻中佐、少佐们，是给他们一点儿甜头好，还是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看呢？从政治、财政方面考虑，你认为如何掌握适当？”贺屋回答道：“对这个问题不宜采取过于缓和的态度。如果给他们一点甜头，反而会怂恿他们想要更多的甜头。因此，需要把真实情况讲明，要所有阁僚和军部的人认真严肃地来考虑这个问题，除了高桥先生，没人能做到。”贺屋的一席话说得高桥心里感到十分熨帖，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在内阁会议上，高桥从和平、国力、财政的角度，阐述了其试图调和军需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主张，并得到了多数阁僚的支持。由于他的这一做法明显不适合军部的口味，使得他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排挤与压制，并最终导致他在1936年爆发的二·二六事件中，被皇道派青年军官杀害。高桥遇害后，贺屋兴宣感到很内疚，并在心里为高桥鸣不平，但他在表面上，他依旧在大藏省“任劳任怨”地工作，并逐步得到新内阁的信任。倡导统制经济冈田启介内阁由于“二二六”事件的发生而倒台，其后的广田弘毅内阁是在军部的强力干预下产生的。大藏大臣由马场瑛一担任，他上任后立即作了重大的人事调整，换上了一批迎合军部的人物，原来的抑制军部派基本全被撤掉，只有贺屋兴宣保住了自己的乌纱帽。 1936年5月，贺屋兴宣出任大藏省理财局长，掌管金融政策。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了金融室，调查发行公债的限度与编制新计划。当时日本的财政预算，每年都要依赖发行巨额公债来维持。有一种说法，“公债不管发行多少，只要能用储蓄吸收回来就可以。”贺屋对此持否定态度，他认为，“公债的发行限度是受其所需物资的供给限度制约的，如何确定发行的限度至关重要。”因此，他着手调查研究公债的限度问题。贺屋兴宣担任理财局长前后共计八个月，在此期间，日本军部的势力日益膨胀。为使日本经济能够适应军部的需求，贺屋开始倡导推行统制经济。1936年秋编制的预算方案，似乎称之为军费预算更为贴切，因为它成了以军费为主的大幅膨胀的预算。在预算方案明显向军费一边倾斜而有可能遭到阁议反对的情况下，贺屋兴宣不失时机地提醒陆海军财务负责人说：“你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钱，而是武器、弹药及其制造设备。但是，铁、铜、镍等金属和石油、皮革、木材等必需的原材料在日本少得可怜，这些东西需要大量进口。光靠大藏省纳入预算，并不能保证获得必要的资财。”贺屋又进一步地献策，“必须把重要物资需求量的增加额计算出来，才可供编制国际收支时参考。”贺屋的这套理论，后来被称为“物资预算”，并博得军部的赞赏。

2. 贺屋兴宣的生平简介

贺屋兴宣（1889—1977）日本大藏大臣（1937—1938，1941—1944），甲级战犯。日本广岛县人。本姓藤井，出嗣贺屋家。1917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外务省。历任大藏省主计局局长、事务次官。1937 年6 月任第一届近卫内阁大藏大臣，提出扩充生产力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和调整物资供求的财政经济三原则，并据此制定《日本临时资金调整法》和《日本进出口临时措施法》，将日本经济引上战争轨道。1939 年任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，参与掠夺中国资源。1941 年又出任东条内阁大藏大臣，任内极力推行战时经济，支持日本对外侵略扩张。战后，于1948 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。1955 年被假释，1958 年披赦免。后多次当选为众议员 。1963年还成为池田内阁的法务大臣。

3. 贺屋兴宣的出露头角

和绝大多数高等文官一样，贺屋兴宣的经历也很简单，从一高到东京帝大经过高文之后成为了大藏省的帝国高等文官。他天生就有一副弄钱的本领。1923年9月关东大震灾，救灾需要钱，那时贺屋兴宣还只是个刚从帝大毕业，在大藏省根本就没有说话的资格的菜鸟，但他找出来了一条弄钱的路子。那时候的电话是奢侈品，考过了高文的高等官的初任年薪也就600日元左右，而一台电话机的安装权在黑市上要卖到3，000日元。贺屋经过计算之后，发现即使在东京增加一台电话也用不了1，800日元，就提出把装电话的方法改为交现钱就给装电话，正好当时就在搞救灾重建，大兴土木，捎带着就能把工程搞了，收来的钱又可以拿去进口电话交换机，有多余的还能用到救灾上，一举多得。“下 克上”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，社会或者组织下层的日本人在相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时候，绝不肯轻易妥协。军队的少壮派军官是这样，衙门里的少壮派官僚还是这 样。只不过官僚们手中没有武器，不会搞政变罢了。贺屋兴宣知道在自己在大藏省人微言轻，就去找了管电讯的递信省，得到了递信省的大力赞同。等 到递信省的报告送到大藏省后，暴怒的大藏大臣把出主意的贺屋叫去大骂一顿，说欧美各国的电话都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，你怎么想出来收巨款装电话，这不是让别 人笑话吗？贺屋据理力争：实际上地震之前黑市上就已经是三千了，我的方案只是一千八，本身就对用户有利，你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就抽不出钱装电话，黑市价很 可能一直会涨到一万，这笔钱到底是该进国库还是给黄牛？到底哪种方法给人笑话？吵到最后结果到底还是采取了贺屋的构想，而这就日本普及电话的开端。